英国去年第四季经济实质萎缩1.5%，写下1980年后的最大跌幅纪录。德国预测跌得更惨，新加坡预估今年负成长高达5%。
世界通用的标准经济表现量数，也就是国内生产毛额(GDP)，突然之间都呈现可怕的画面。但也正因为这波全球经济动荡不安，它的缺点更加暴露无遗。
例如，许多人看了美国2000年代的GDP成长率，都忍不住赞叹成长得真快。事实上那种成长既不能持久，也很可能纯属本子虚乌有。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史提格利兹(Joseph Stiglitz)说：「早在这次崩盘之前，大部分人的处境已经比2000年要糟。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这是倒退的年代。」
GDP的计算式是：
Y = C + I + G + (X - M)
意思是：所得=家庭消费+投资(企业、家庭和政府)+政府消费(财货和劳务)+(贸易净额=出口–进口)
GDP是量化量数，不是质化量数，不考虑所得的分配情况，也不对经济活动的价值做道德判断(但排除违禁毒品买卖等非法活动)。所以政府花钱盖监狱，和政府花钱盖大学，两方面的支出是相同的。清理核意外和生产太阳能，都对GDP产生锦上添花的效果。从地底抽取石油，卖给消费者，不算耗用资源，而是增添一国的财富。
用多少产出这种机械化的方法衡量经济，另一个可笑的例子是，癌末病人接受昂贵的医疗，竟然摇身成了提升GDP的「功臣」。也许接下来我们就会听到「疾病带动复苏」那样的名词。为了刺激经济，必须鼓励人们生病。
难怪许多人不相信经济统计数字。官方数据似乎总是和个人的亲身体验冲突，结果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失调。气候的巨变也迫使决策官员重新思量经济成长对更广大环境造成的冲击。
也许改变的时候到了。大部分专家表示，GDP是不完美的经济活动量尺。问题是，还没有人做出更好的量尺。
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史提格利兹和沈恩(Amartya Sen)领导24位著名经济学家组成的一个委员会，4月就要报告如何改进衡量经济成长的方式。他们要考虑环境质损和生活质量等因素，纳入更广泛的经济数据，让民众更容易理解，也提供政府官员更切合时宜的决策依据。
这个委员会正在探讨三大课题：如何改良标准的GDP;如何将经济、社会和环境永续力的新量数纳入数据之中;如何设计新的指针，用以评估生活质量。它可能不会「发明」一个量数来取代GDP，而是建议将若干指标同时放上「仪表板」供人参考。
虽然很多人对GDP不满，它还是有优点。例如对于什么包含在内，什么排除在外，它界定得十分清楚。而且，它根据自由市场产生的客观价格计算，也可以用于比 较各国的经济表现。经济合作发展组织2006年做成结论说，要评估经济福祉，GDP仍然十分重要，但需要其它的量数来互补，整幅画面才看得更清楚。
经济学家目前的重责大任，是将经济生产的客观量数和福祉的主观认知，两者之间的差距缩短。GDP本来只是当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量数，不曾想过要衡量福祉。可是现在有许多事情影响人民的福祉，而这些事情超出GDP的范畴，所以有必要改良GDP。
联合国有一个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用以衡量死亡率、读写能力和生活水平等社会因素，重视制定经济政策时，教育机会和社会公义的重要性。这种指数可以凸显GDP所忽视的社会问题，但难免带有主观武断的色彩，因为需要给不同的成分相对的权数，而且终究没办法取代GDP。
沈恩和史提格利兹领导的委员会，正在探讨的问题中，最具争议性的，莫过于要不要根据人民的态度，创设一个「快乐指数」。快乐是很主观的东西，甚至可能收到反效果，因为各国政府说不定假藉追求社会目标之名，行过度干预经济之实。
金融危机正蹂躏全球经济，选民最关心的事情也许是如何保住工作和收入。但是「后危机世界」中，什么样的成长对社会和环境有利，相关的辩论已经如火如荼展开。
改变计算经济活动的方式，或许可望改变我们的政治优先要务，并且建立更快乐和更绿色的社会。
